在暮色籠罩的屋檐下，遺贈扶養協議本應成為連接兩代人的溫暖紐帶，卻在現實的淬煉中頻頻顯露出法律的褶皺。如同天平兩端承載的承諾與義務，當扶養行為出現偏差時，這份以溫情為底色的契約便可能淪為道德與法理交鋒的戰場。

一、契約的雙向枷鎖

遺贈扶養協議本質上是一份雙務契約，其特殊性在于將人身屬性的扶養義務與財產屬性的遺贈權利熔鑄于同一法律框架。本所承辦的典型案例中，七旬老人王某與遠房侄子李某簽訂協議，約定后者需履行"每周三次探視陪護、定期陪同就醫"等具體義務，而前者承諾將名下房產作為遺贈標的。但當李某在協議履行八個月后逐漸減少履約頻次，這場原本充滿溫情的安排便演化成法律意義上的"不完全履行"爭議。

二、履約瑕疵的司法裁量

根據《民法典》第1158條，受扶養人行使解除權的前提是扶養人存在"重大違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本所注意到裁判機關對履約瑕疵的認定呈現梯度化特征：當扶養人僅未履行陪護聊天等精神慰藉義務時，法院多采取補償性判決；但若涉及醫療費用墊付、基本生活保障等核心義務缺失，則可能觸發協議解除的法律后果。裁判文書網數據顯示，2024年涉遺贈扶養協議糾紛案件中，因"未完全履行"導致協議解除的比例達37.6%。

三、舉證責任的重力場

此類案件往往陷入"羅生門"式的證據困境。如同本所代理的劉某案，扶養人手持326張送餐照片主張全面履約，而受扶養人子女則提供社區監控證明送餐僅停留五分鐘。此時，《民事證據規定》第5條關于合同履行爭議的舉證規則便成為破局關鍵——主張權利消滅的一方需對履約障礙承擔舉證責任，這種證據規則的傾斜設計恰似在失衡的天平上放置的砝碼。

四、修復性司法的曙光

在近年司法改革中，家事審判特別程序為這類糾紛開辟了新路徑。某基層法院創設的"義務量化折抵機制"頗具啟示：將未履行的陪護時間折算為經濟補償，同時保留部分遺贈權利。這種非全有全無的處置方式，既維護了契約嚴肅性，又為特殊親情關系保留了回旋余地。

站在法律與倫理的交界處，我們始終建議當事人

在締約階段即應采用"義務清單+履行記錄"的雙重固化模式，對精神慰藉、生活照料、醫療協助等條款進行行為量化。當協議履行出現裂痕時，專業律師的及時介入往往能通過履約補救方案或協議變更談判，避免親情紐帶徹底斷裂。

八通律師事務所家事法律團隊，專注用法律技藝編織溫情守護網，讓每一份跨越代際的承諾都能在法律護航下抵達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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