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證處淡金色的陽光下，一位白發老者正在簽署遺囑文件，將畢生收藏的珍貴字畫遺贈給市立美術館。這個看似尋常的場景背后，暗藏著民法體系中關于遺贈行為性質的百年論辯。遺贈究竟是立遺囑人獨自完成的法律獨白，還是需要受贈人參與的法律對話？這個問題的答案，將直接影響無數遺產糾紛的裁判方向。

一、遺贈行為的單方性本質

遺贈行為如同暗夜綻放的曇花，其成立僅需立遺囑人單方的意思表示。我國《民法典》第1133條明確規定，自然人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與國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組織、個人。在這個法律框架下，遺贈的成立不需要受遺贈人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就像交響樂指揮無需征詢每個樂手的同意即可揮動指揮棒。

司法實踐中曾有典型案例

張姓畫家在遺囑中將作品遺贈給某藝術基金會，但該基金會在立遺囑時尚未成立。法院最終認定遺贈有效，因為基金會成立后可通過追認接受遺贈。這個判決猶如法律天平上的砝碼，精準印證了遺贈的單方性特征——就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漣漪不因潭水是否接納而改變其下墜的軌跡。

二、接受行為的法律定位

當遺贈的晨鐘敲響時，受遺贈人的沉默可能引發法律迷霧。理論上，受遺贈人需要在知道受遺贈后六十日內作出接受表示，否則視為放棄。這個制度設計猶如在單方行為的主干上嫁接的附條件枝椏，使遺贈在生效階段呈現出特殊的雙面性。

某繼承糾紛中，海外華僑王某將房產遺贈給侄女，但侄女因通訊不暢未及時表態。法官最終根據微信聊天記錄中的"謝謝叔叔"認定默示接受。這個判例如同法律顯微鏡下的細胞切片，清晰展現了接受行為在遺贈制度中的特殊地位——它不構成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但卻是權利實現的必經通道。

三、司法實踐中的衡平藝術

在現實的法律劇場里，遺贈糾紛往往比法條更鮮活生動。某企業家將公司股權遺贈給常年照顧他的護工，法定繼承人以"未明確接受"為由主張無效。法官通過調取護工參與公司管理的證據，認定其以實際行動完成了接受表示。這種司法智慧的運用，猶如在單方與雙方屬性的光譜間找到了最佳平衡點。

處理此類案件時，法官常常需要化身法律畫家，在遺贈的單方性底色上，用工筆勾勒出接受行為的細節。既要維護遺囑自由的基石地位，又要防止權利真空帶來的社會風險，這種平衡術正是司法藝術的精髓所在。

在遺囑執行人敲響法律槌的瞬間，遺贈行為的法律性質已然清晰：它本質上是立遺囑人的單方法律行為，但權利的最終實現需要受遺贈人的接受配合。這種獨特的法律構造，猶如中國園林中的月洞門，單方開啟卻期待另一方的穿行。對于實務工作者而言，既要準確把握遺贈的單方性本質，又需在操作層面重視接受行為的程序價值，方能在繼承法的迷宮中找到正義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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