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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這段視頻里的遺囑算數嗎?"某工作日下午,我接待了第7位帶著相似疑問的當事人。這位中年女士顫抖著點開手機,屏幕里老人殘留淚痕的面龐被滿屏"家人們點點小紅心"的彈幕切割得支離破碎——這正是最近引爆網絡的"三封遺書視頻事件"。
作為專注遺產糾紛的執業律師,我觀察到一個荒誕的司法困境
本該私密的臨終囑托,正在演變成流量狂歡的犧牲品。第一個案例當事人是位直播平臺簽約藝人,他在離世前72小時連續發布三段視頻,分別將房產、股票和貴重藏品贈予不同對象。這些在美顏濾鏡下完成的"電子遺囑",引發二十余位"受益人"蜂擁而至的繼承訴訟。
司法實踐中,《民法典》新增的"錄像遺囑"條款本是順應數字時代的進步。但現實往往更具戲劇性——某位網紅主播的臨終視頻里,背景音樂是時下流行的BGM,左上角還掛著帶貨鏈接。當我們調取后臺數據時發現,這段所謂"遺囑"的完整版竟被剪輯成21個短視頻分段發布,中間穿插著寵物食品廣告。
"您知道遺囑見證人需要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嗎?"我常這樣反問那些舉著手機當證據的當事人。上個月接觸的案例里,某企業家在病床上口述遺囑時,舉著穩定器的竟是網紅公司的拍攝團隊。更吊詭的是,視頻里作為見證人出鏡的兩位"親友",事后被證實是臨時雇來的群眾演員。
這種現象折射出數字化浪潮對人倫關系的重構。某文化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賽博哭喪"——當死亡成為流量變現的最后一環,遺囑變成精心設計的真人秀劇本。我們律所處理過最離奇的案例,是某短視頻博主提前三個月策劃"遺囑系列",甚至在直播中公開競拍"遺產繼承見證人"名額。
站在執業者的角度,我們既要維護遺囑自由原則,又要防范技術異化帶來的法律風險。近期代理的案件中,某抑郁癥患者留下的視頻遺囑已被證實經過AI換臉篡改。電子數據鑒定中心的朋友告訴我,現在檢測視頻真偽的成本,已超過普通遺產糾紛案件標的額的37%。
這些荒誕現實倒逼我們反思
當臨終關懷變成流量獵場,司法系統應該如何劃定數字遺產的邊界?去年某地方法院的創新判例或許指明方向——法官將短視頻平臺的打賞收益單獨劃為"數字遺產",由專業機構托管而非直接繼承。這種嘗試雖不完美,卻為數字時代的遺囑認定提供了新思路。
夜色漸深時,我常望著辦公室墻面的《韓非子》拓本出神:"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面對攝像頭后的生死敘事,法律工作者不僅要解讀法典文字,更要聽懂這個時代急促的數字化心跳。畢竟,當我們討論遺囑有效性時,本質上是在為文明留存最后的體面畫下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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